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古今中西之争”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论题由来已久，学界以往多从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古今中西之争”的表现形式及理论形态 ，或从“古今中西之争”与“第二个结合”“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层面进行论述 ，但对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学理阐释则着墨较少。从百年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百年后的“第二个结合”，“古今中西之争”横亘于不同时代的文化使命之中。如今，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成为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前提性命题。只有从更高维度上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才能正确勘定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站位，才能深刻把握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文化主体性与文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时俱进地对“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内涵进行创新性阐释，从时代价值角度阐明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必要性与重大意义，为新时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富有创新性的科学指引。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内涵
“古今中西之争”是指文化生命体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要处理的两对辩证关系：古今，是历时态下以时间为坐标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呈现的代际关系；中西，是共时态下以空间为坐标系，在民族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之间呈现的互动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刻内涵，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与历史方位下认识何为“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创新论断。
（一）从历史逻辑看，“古今中西之争”是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之争
近代以降，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造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命运，猛烈冲击了人们昧于时势、安于现状、惯于因循、耽于幻想的精神状态。马克思对此分析道，“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与解体相伴的是普遍联系下的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找寻救亡图存的道路和方案成为有志之士的核心诉求。于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在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方案的讨论中上升为“古今中西之争”。
其一，“体用之辩”成为“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探索民族复兴方案的首个聚焦点,其核心在于追问中西文化能否相互融合。如果能够融合，是以本土传统文化为本位吸收外来文化，还是以外来文化为主改造本土文化？其二，横亘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战及其余论中体现出的三种文化倾向，成为“古今中西之争”的第二个聚焦点。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认定本民族文化相较于外来文化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即便对西方文化有所吸收借鉴，也是以一种机械式的方式进行。文化激进主义则直接处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上，其主张以全盘西化的方式彻底改造传统，并以否定的、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自由主义处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往往以调和争论、搁置争论作为折中点来寻求第三条道路、第三种文明等。
总的看来，以上争论围绕的核心是如何在古今中西文明进入前所未有碰撞交融的历史关头解决中国发展的定位及方向问题,也即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主张争论和较量的实质，是不同的历史道路、社会发展方向之争”。然而，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失败了，从西方学来的主义和思潮也失败了。各种救国方案的失败宣示着“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后，将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的、现代的科学理论与传统的、连续的中华文明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新方案。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高度的创新思维，将“古今中西之争”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强调“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为进一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指明了领导力量、科学理论和方式方法。
（二）从现实逻辑看，“古今中西之争”是文化领导权的归属之争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进言之，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就是要解决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来引领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这一重要问题。历史地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从来不是脱离社会存在而生的，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力量和科学的理论指引，这就关涉文化的领导权问题，关涉人心向背的问题。
一方面，从“中西之争”来看，“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文化姓“资”还是姓“社”。“西方文明”既是一种地域上的代称，又是指一种具有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曾有其先进性，它“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这种文明难以解决自身所固有的本质矛盾，因此在对外殖民扩张中成了制造落后的力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化基因中所固有的剥削性与殖民性加剧了文化性质的争论。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当前，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扩大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掌握价值观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此，守住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破解“中西之争”的重要前提。
另一方面，从“古今之争”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面临着在传承中转型的现实需要，这是其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发展，注重处理好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间的关系。强调既不能一味厚今薄古、以今非古，也不能忽视、漠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既要返本开新、推陈出新，又要守正创新、革故鼎新；既要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又要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意味着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是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文化复古主义；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唯西方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使“古今中西之争”的内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逻辑中得以确证，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三）从世界历史意义看，“古今中西之争”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能否秉持开放包容态度的价值之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长期以来，西方掌握着世界文明的话语权、评价权、解释权，在殖民掠夺和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历史终结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观、文明观，其实质就是试图以西方文明主导人类文明。例如，历史终结论者秉持资本主义文明是历史终结之处的看法，其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作为方法，依据价值观划分敌友，破坏了现有国际秩序，挑起了文明争端，加剧了文明之间的冲突与隔阂；西方中心主义者始终以西方文明优越论自居，通过鼓吹“普世价值”向其他民族和地区强行输出意识形态与现代化方案，“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将文明形态定于一尊，阻碍了文明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全然不顾交流既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又是一切社会和国家所需要的集体权利。然而，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历史终结论所指向的历史并没有终结，文明冲突论则持续加剧文明之间的对抗。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出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特别是在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维度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政党的责任这一判断，提出包括全球文明倡议在内的三大全球倡议，聚焦全球共同发展、全球普遍安全与全球文明进步，向世界输送中国的公共文化产品。其中，全球文明倡议改写了过去由西方霸权所主导的文化发展方向，提倡“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古今中西之争”置于世界历史意义的结构中予以观照，明确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重塑了文明发展观念，为化“古今中西之争”为“古今中西之合”提供了重要方法参照。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价值
面对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迫切性”中蕴含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必要性的新标定。
（一）从理论价值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视为将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任务。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示出自身的世界历史意义，在实现现代化这一普遍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从而改写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上升至世界历史意义意味着要通过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以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世界历史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是指在特定历史转折点上历史必然性的展开。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由西方开启，由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逐步确立。马克思通过阐释“资本的生产—资本的再生产—资本的全面扩张”的逻辑与规律揭示了西方现代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马克思也强调此种“历史必然性”仅仅限于“西欧各国”，不同民族国家、不同社会条件下将会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其中马克思在论证俄国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从而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时，提出了一项先决条件，那便是“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占有一切积极成果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既能实现资本主义在物质生产层面所创造的进步，又能规避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能以历史主动精神避免现代化走入资本增殖驱动的自发状态，避免西方现代化所出现的丛林法则下的殖民掠夺、“血汗工厂”下的剥削压迫、资本无序扩张下的生态危机等文明悖论，从而展现“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则要求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来探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优越性。一方面，“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意味着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教条、正确对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相较于西方现代化理论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在于“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另一方面，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中国塑造了现代化创新理论，并要通过“讲故事—讲道理—讲经验—讲理论”的逻辑推进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由此真正实现“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
（二）从实践价值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视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必经之路，视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前提
“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载体是话语之争，话语则承载着民族国家特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世界历史转向由大工业开辟的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构建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其中不仅包括生产力维度的支配霸权，也包括话语、思想、文化领域的霸权。这套具有支配性、控制性的话语霸权通过特殊性的历史叙事得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成为加剧“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原因。
第一，西方话语霸权以“西方中心论”为立论前提，加剧了“中心—边缘”（“中心—外围”）的争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表明，“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西方中心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进步、经济迅速发展、国力迅猛提升等综合因素下衍生的，其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格局中则表现为“中心—外围”论与“冲击—应对”论。“中心—外围”将世界抽象分割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创造的不平等。“中心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建构者与规则秩序的制定者，“外围国家”则在其支配下走过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艰难的、畸形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西方中心论”所形塑的“中心—外围”格局，外围国家又陷入了“冲击—应对”论的陷阱中，换言之，外围国家的发展要以中心国家的冲击作为直接动力。
第二，西方话语霸权奉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为普遍性规律，加剧了“古今中西之争”中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西方话语是西方关于其工业资本主义的现实反映，那么西方自身发展的民族性、地方性经验是如何上升至话语霸权的？其叙事链条中的逻辑展开为：西方是现代的，现代是由西方工业化创造的，机器大工业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国力的强盛，又为西方国家建立庞大的殖民体系提供了物质条件。西方话语抽象凝练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与经验，对于后发国家具有统摄性。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今中西之争”伊始，西化与现代化便裹挟在一起，百年前中国思想界展开的道路论战中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依靠劳农阶级还是绅商阶级的争论，正是西方话语霸权所制造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实践之间的冲突。
由此可见，价值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文化话语权之争、道路之争往往借助“古今中西之争”的躯壳展开。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意味着不再依赖外来的思想、理论、视角来规制自我的实践，而是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摆脱“学徒状态”。
（三）从战略价值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视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选择
文化关乎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了文化主体性的战略性意义，“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指现实的个人通过对文化的反思和观照，洞悉自身存在的状态和命运，从而以文化主体的独立性与能动性形成文化自觉，以自为状态把握自身发展过程。文化主体性往往是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在人与文化相关涉的对象性关系中得到确认。
综合来看，文化主体性包括对外实现文化独立、对内实现文化凝聚两个维度。从独立性的角度来看，“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争”本身所暗含的是主体性与依附性之间的斗争。其中，依附性既指依附于西方霸权，也指依附于传统窠臼。从凝聚性的角度来看，古今中西的价值撕裂依然是诸多思想乱象的根源。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实际上是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是对两种线性错误观念的瓦解，维护了文化独立性与文化凝聚力。第一种线性观念将传统文化“故纸堆化”，认为传统文化一旦形成则亘古不变，继而否认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古今中西之争”表现形态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无一例外地将传统文化视为固定化的完成状态，将“自我复制”作为传统文化自我发展的规律加以维护或批判。“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意味着正确对待传统——传统并非指僵化、固化、死去的东西，而是指“依然活在今天并且筹划着未来的过去”。也即说，传统文化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实践中被筛选、被转化，直至形成符合当下发展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面貌。第二种线性观念在于将外来文化排异化，否认异质性文化与中国社会契合的可能性及其效能。也即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二元对立，要么放弃外来文化固守传统，要么放弃传统文化奉外来文化为圭臬。由此生发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曾一度让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探索走向歧路。“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意味着正确对待异质性文化。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以用作参照，其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异质性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都意味着其在中国社会现实与实践的过程中得以具体化。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方面由浅入深地向西方学习，在与西方的横向对比中重新寻找定位，并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意识重建中华传统文化，逐步生成文化自觉的自我主张。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时代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具有理论性，也具有实践性。基于对“古今中西之争”时代内涵的界定与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迫切性与重要性的标定，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民族复兴的道路、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新文化生命体”的文明叙事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方案。
（一）“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文化思想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道路选择
“古今中西之争”的第一个维度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之争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复兴的叙事中呈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脉络，坚持“走自己的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第一，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以“走自己的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必然指向。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在民族复兴叙事中，中华文明自身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特征。自我发展，是指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尊古但不复古，尊重历史宝库中的思想资源与宝贵经验，掌握从历史连续性中理解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的思想维度，但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回应挑战，是指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勇于回应内嵌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以此实现“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开创新局，是指实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不做“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坚持中国特色与胸怀天下相统一，坚持守正创新与坚守文明根基相统一。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魂脉”与“根脉”的定位，明确了“走自己的路”的方法。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古今中西之争”中便横亘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即“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这就意味着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民族复兴叙事中，中华文化始终具有主体性特征，既不在以“他者”为中心的本本主义中深陷，又不堕入“无所用”的主观主义式空想和盲动之中。进言之，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视野里，把握“魂脉”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守住“根脉”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由此进一步延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横向视野与纵向深度，进而打通“中外”的空间隔阂与“古今”的时代隔膜。
（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文化思想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行动遵循
“古今中西之争”的第二个维度围绕文化领导权展开。“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便意味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依然处在激烈的竞争与较量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提升至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系统总结，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视为战略目标、远景目标与当前使命任务的统一，同时为目标的执行与实现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政治保障，在实践维度实现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视为战略目标、远景目标与当前使命任务的统一。首先，“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并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作为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凝心聚力的、统摄性的效能。其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为远景目标被设定，并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现实性抓手。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当前使命任务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从而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同时，文化作为一种反作用力，也成为“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助力高质量发展这一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目标愿景、价值追求与使命任务，又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的文化领导权争论提供了切实的行动指南。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方向指引、行动路径与任务部署。首先，在方向问题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意味着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是其颠扑不破的底色与根本方向。其次，在行动路径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路径方法。具体表现为，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四个坚持”和在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七个着力”，即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四个坚持”与“七个着力”共同保障了文化强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再次，在任务部署上，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努力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
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反之又用具有新历史高度的科学规律进一步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理论—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完成对“古今中西之争”中关于文化属性与文化道路争论的破解。
（三）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明叙事
“古今中西之争”的第三个维度在于能否对不同文明采取兼收并蓄态度的价值之争。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方位作出总括：“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因此，“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文明叙事，需要一种具有现实性的文化实体作为载体。这一载体便是“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在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中促成自身的有机统一。“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无法兼收并蓄地、平等地看待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方法与举措就无法从根本上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两个向度揭示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开放包容性。一个向度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的思想理论，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第二个结合”对于文明连续性的承袭在于其以创新的、连续的方式而非断裂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由此造就了一个不是相互批判、相互否定，而是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另一向度则源自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进言之，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一切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时、来自哪里，只要是真理性认识，都可以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养分。列宁曾说过“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所秉承的开放包容的心态，继承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取向。
第二，“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中助力形成人类文明交往新秩序。“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进言之，文明交流互鉴是文化生命体保持发展与活力的又一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实践遵循。首先，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前提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也即说既不能用民族性否定世界性，亦不能用世界性否定民族性，应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认识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其次，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普世价值”，不将自身的价值与模式通过意识形态对抗的方式强加给他人。再次，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在文化与文明的视野中打破时空的局限，用大历史观的视界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从而促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能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最后，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面貌、气度与价值推向国际视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共同推动各国对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关怀与关切。
作为一个传统的思想命题与文化命题，“古今中西之争”盘亘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关口建构起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方案，并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与实践中、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中、在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性与未来性中得以展开。
